季羡林《学问之道》读后感

学问之道读后感
学问之道读后感

读完季羡林老先生的《学问之道》,我思绪万千。老先生所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、新方法,具有非常普遍的指导意义,如下就是我的几点感悟。

锲而不舍,终生以之

只有确立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,明确方向与目标,并持之以恒,坚定走下去,胜利的“果实”才会向你招手。在治学方面,季羡林堪称锲而不舍、终生以之的典范。

翔实的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;搜集资料必须下苦功夫。季羡林提出:“搜集资料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。”他说:“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,资料是最重要的。”“不管用什么办法,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,决不能偷工减料,形象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。”他认为:“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,一靠勤奋,二靠个人的天赋,而前者尤为重要。”正因为季羡林注重搜集资料、注重持之以恒搜集资料,锲而不舍、认真钻研,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。

在学术界时有这些现象:当年才华出众,立过大志,亦轰轰烈烈拼搏过,然而,热度过后,就沉寂下来;研究学问像狗熊掰棒子,一个题目(问题)做完,一篇文章写成,便转移视线,不再问津。这些态度与方式,很难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、有所作为。

季羡林则不然,他始终秉持这样一种态度与做法:抓住一个题目,得出结论,写成文章后,并不把它置诸脑后,而是念念不忘,甚至终生不放。1947年,季羡林曾发表论文《浮屠与佛》,限于当时条件,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,但他心里总是不踏实,时常挂在心上。直到1989年,他获得新资料,写出《再谈浮屠与佛》的论文,解决了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季羡林指出:“我看到有一些学者,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,成果一出,立即罢手。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。”他强调:“学术问题,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,必须锲而不舍,终生以之,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。”“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。”时代在发展,情况在变化,旧的问题解决了,新的问题还会出现,学无止境,探寻真理的脚步不能停滞。在学术研究中,只有孜孜以求,永不满足,才能不断有新收获、新发现、新境界。

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

季羡林认为,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关键。如果每个学人都陈陈相因,固守旧说,不敢越雷池一步,那么学术必然会原地踏步,毫无进展,学术研究也就从根本上失去意义。

季羡林把文章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被动写的文章,一类是主动写的文章。他指出:“所谓‘被动写的文章’,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‘八股文’和‘试帖诗’,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……到了今天,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……我觉得,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,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。”“在中国学术界里,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,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。他们专心一致,惟学是务,勤奋思考,多方探求……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。”“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、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,要发前人未发之覆。有这样的文章,学术才能一步步、一代代向前发展。”

文章的“新意”从哪里来?季羡林指出:“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是出于‘灵感’的,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。但我们必须注意,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。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,昼思夜想,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,便豁然顿悟。”

季羡林指出:在以前“学术界曾大批‘从杂志缝里找文章’的做法,因为这样就不能‘代圣人立言’……有‘学术新意’是触犯‘天条’的。”“我现在立一新义:在大多数情况下,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……因为,一般说来,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、一个新问题,里面是有新意的。你读过以后,受到启发,举一反三,自己也产生了新意,然后写成文章,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,再举一反三。如此往复循环,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。”

季羡林非常担忧国内学术界不重视别人学术观点的境况。他指出:不读别人的文章,不知别人的观点,对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,是不可能推动学术进步的。更可怕的是,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。有人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,空喊“同国际学术接轨”,是不切实际的。

学术不能掺半点假

“学术良心”一词是季羡林首先提出的,有时他也把之称为学术道德。讲求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充分体现了季羡林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。

季羡林提出:“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,不能掺半点假。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,老老实实地做学问,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。这样做,就算是有学术良心。剽窃别人的成果,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,伪造研究数据……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,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,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,认为有用或有趣,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,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,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……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。还有,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,他也据为己有。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。”

季羡林认为,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学风的几个特色:“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,皆认为不德”;“凡采用旧说,必明引之,剿说认为大不德”同自己谈到的学术道德完全一致。

在治学中,季羡林始终强调满招损,谦受益。他说:“如果一个学者,不管是年轻的,还是中年的、老年的,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了,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,他就不会再有进步……因此,在做学问上谦虚,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,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。”他鲜明地指出,在当今中国学坛上,自视甚高者很多,而虚怀若谷者很少,这不是好现象。

季羡林提出,端正对待不同学术意见的态度问题非常重要。“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,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,五花八门,无奇不有,这是正常的现象……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,是一厢情愿、完全不可能的,也是完全不必要的。”“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,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。采取其合理之处,扬弃其不合理之处,是唯一正确的办法。”这才是光明磊落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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